陀思妥耶夫斯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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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好余缓友模ok吗？毁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世评价
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
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村上春树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为思想者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小说”类型，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和生长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深受果戈理风格的影响，并承继了他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调只是怜悯，默默的、孤独的怜悯，后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与时代、永恒对话的渴望。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丰富、感情细腻、意识流动、心理变化多端，但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才智，他们大都是相当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心肠善良而又有时表现怪诞的小人物。他们有时也表达了一些思想，如《穷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拿则述过自己一些关于社会正义、公民德性的思考，但这些思想总的说来是散漫的、不连贯的、转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倾诉自己的感情，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一种倾诉的风格，是向对方倾诉，而不是与对方争论和对话，也不是把思想的过程或思考的结果告诉对方，不是发表哲理的议论，而主要是谈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确实，一个他人、一个对方总是存在的，这或者是一个可倾诉自己感情的对象，或者是一种异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总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总是要不断为自己辩解，不断说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试图掩盖。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具有一些后来思想者的特点，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问题的层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标志着一种作者对自身的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他开始迈向新的更高裤敏蔽台阶。他早期的处女作《穷人》出手不凡，使他一开始就可以跻身于当时（四十年代）俄国最好的作家之列；而这本书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则已开始使他进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
在胡州《死屋手记》中，包含着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结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们是直接来自最底层应当说弥足珍贵。《死屋手记》的记述者“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个独白者，是一个叙说自己通过痛苦所认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个对话者，尚非一个叙说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诞生是在《地下室手记》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后来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点才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例如思想的转折性，不断跳跃，不断地意识到他人在场（哪怕在这里他人是采取“潜在的在场”的方式）；不断把问题推到极端，言辞激烈、充满挑衅性而有时又迅速、全盘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强调人的极其阴深的复杂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强调人的个性，向欧几米德的的理性挑战，向廉价的、蚁穴的幸福挑战。这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种“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约数十页完全是表达地下室人那相当混乱、阴郁，但仍有一条主线和一种隐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夹雪”则在回顾自己过去与人的交往，一次聚会对一个妓女的始救终弃、始善终恶的故事中继续阐述“我”的感觉与思想。
但是，将地下室人的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个思想者虽然已经强烈地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类型的形式特征，也还没有说出这一类型所欲说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还是攻击性的、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攻击工具理性、攻击功利主义，对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强调要超过对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强调，但正面的东西还没有在绝望的背景中显示出来。上帝的问题也还没有直接出现。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论，也可以引向无神论。这是夜的最深处，还看不见一点光亮，要看到光亮，还须再抬一点头。然而，无论如何，一种新型的思想者确实可以说就此诞生了，以后我们在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一些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作品中将不会对这种思考者类型（如局外人，恶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者的类型却是极其新颖的。考夫曼在其所编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这部作品列为首篇确实显示出他的洞见。
我们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表述过思想的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令人憎厌的人物，例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极其庸俗和虚伪的卢辛，《群魔》中一个“革命小组”的头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然而，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与其说是承担思想，不如说是拒绝思想；与其说是表现出思想的丰富和活跃，不如说是表现出思想的贫乏和死亡。他们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来为自己的利己行为辩护（如卢辛）；或者是干脆拒绝对自己行为的任何反省，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无耻（如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轻视思想理论，主要是作为一个活动家出现（如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可悲的盲目的，由于他们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们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处在黑暗之中。有时他们也有瞬间的怀疑的闪亮，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灭了。他们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形式概括，即一种露骨的或时髦的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者机会主义，这些思想明显是作者所反对的思想，表达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说出了一种见解，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说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们所发表的见解有直接的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的含义，因此，当后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的一般特点时，他们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一类与之相对的思想性人物则可说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阿辽沙、佐西马长老。他们所表述的思想看来是作者所赞成的思想。梅诗金的许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辽沙的话语不多，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我们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也反映出一种心灵斗争的历程，但它们还是作为定论出现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物是否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思想者类型，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战胜或凌驾了其他思想而占据了一种支配地位？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此愿，他说他在《白痴》中是想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认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特别是现在。”许多评论者指出在梅诗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稣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诚而又十分软弱，充满怜悯等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是怎样引起嘲笑的一个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许在现时代，他就是这样的，只能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在小说结尾时，他的思想不仅没有发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归“白痴”状态这一点极其意味深长，但这里有些东西还是我们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总之，就事实而言，这一思想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它本身还极其柔弱。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也曾想以阿辽沙为主人公，他在给当时重臣波别尔诺斯采夫的信中说自己写作“赞成与反对”一卷的主旨，是要通过后一卷“俄罗斯教士”佐西马长老的话来反驳这一卷中伊凡否认上帝的创造的渎神思想，但这一反驳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够有力呢？许多评论者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别尔嘉耶夫说：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积极理论的佐西马与阿辽沙并不是他笔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强得太多，说服力要高得太多。毛姆也明确地说反驳没有成功。“赞成与反对”那一卷是写得那样强劲有力，而驳斥的一卷却显得枯燥无味，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对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一篇新小说的素材，又打算接着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写阿辽沙走向人间，乃至成为一个革命者，最后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经历。但这些计划并没有实现。这一类人物及其思想相对来说还显得单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还是不能完成这一计划。一个人不可能预先完成时代所提出来的任务，甚至这永远不是时代所能提出的任务。
最后一类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处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的人物，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之为“问题人物”。他们在思想性人物中所占数量最多，而且，他们不仅在作者的意愿上，也在事实上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长篇的主角，有时甚至是违反作者的意愿而成为主角，例如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罪与罚》的主角，多尔戈鲁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罗金等新一代虚无主义者渐渐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义的老一代成为《群魔》的主角，伊凡渐渐超过阿辽沙而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实际主角。那新的一代在《白痴》中也咄咄逼人。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赞成的，又有他反对的思想。在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与伊凡。我们可以援引别尔嘉耶夫的一个比喻，把前一种正面人物称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诗金，阿辽沙趋向其他的人们；而把后一种被别人趋向的 “问题人物”称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别人想去探测的人物，他们像一个谜，他们身上有浓重的阴影，但又有一束强光在他们身上打过，他们不像那些完全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剧情趋向于他们，他们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继续吸引着光芒投向他们，如果说这两种人真正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类型，那么，这后一种思想者则更为突出，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构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类型。
我们也许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独特的一个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为提问者的主要思想者类型，这些思想者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点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雏形，但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小说而构成另一种独特的类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的意义。富于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在妻子濒死的病床前写出了《地下室手记》，然后又失去了与之手足之情深厚并有共同事业的长兄米哈伊尔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后期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托马斯·曼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转折点，是他自身的一个突破。”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几乎全是如此，全是为了思想本身而并非是为了思想所带来的利益而思考，这里且不谈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诗金、阿辽沙、佐西马长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也是一样，甚至他们与其说是要为自己牟利，不如说是戕害自己。欧洲的评论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类人物与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根本区别，茨威格曾经写道：在欧洲每年要出五万部的书，都是教人怎样发财，怎样成功，怎样得到快乐，怎样赢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全不类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质是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者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败者。他们是罪人、囚犯、自杀者、发疯者、病人、白痴……甚至连几被视作圣人的佐西马长老的尸体也没有出现奇迹，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烂发臭。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有一种生长性，或者说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种永远的未完成性。有时好像达到了一个终点，但这终点很快又变为新的起点。这一特点甚至具体表现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龄上，他们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点孩子气，连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气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队伍里，还有特别的一个亚类：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亚，《少年》的主角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丽莎。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颖悟而早熟，内心世界丰富多变，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经常动摇不定，他们也不计功利，不计牺牲，极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些“问题少年”，当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为上的“问题少年”。他们也都极其珍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虽然这些思想有的只是听来的流行意见。这类“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见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常常把思想的逻辑推到极端，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纯粹是为了一种思想，为了一个问题而自杀的，他的自杀经过了长久的、甚至十分冷静的思考，他觉得不能够同时存有两种不相容的思想，为了思想逻辑的彻底性，他必须自杀，这里容不得半点的妥协、怯懦、温情和留恋。
这些思想者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他们的反省性，是他们与活动家形成的鲜明对照。他们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人，不是那种看准了就直奔目标、一无反顾的人，活动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将这种思考迅速变为结论，又用这种结论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或者事后解释自己行动的借口。他们要把思想作为行动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为制胜的法宝，实际上，他们更喜欢理论、主义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总要不断停下来思考：疑惑、犹豫、惶惑、忏悔、自责、反省……他们常常不仅为思想痛苦，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们的思想变成理论，可能会成为别人手里杀人的利器，如波费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论能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则径直运用了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理论来杀人，而他们自己却杀不了人，他们或者下不了手，或相当偶然地杀了人立刻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会因这些思想伤害或杀死自己。
而且，这些思想者有时不仅似乎失去了行动或者说坚持行动的能力，糟糕的是他们似乎还是有意地无所事事。当然，这里的一个现成理由是他们要腾出时间来进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们唯一值得尝试的事业，而不管其成败利害。他们中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其生活来源，有些坦然接受别人的施惠，有些无疑是在穷困中，却仍然在饿着肚子思考。他们似乎只是靠思想活着，生计及其发达问题对他们不是重要的，发财成为他们思想的内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时代的一个印迹，提供给他们思考的材料，如若换一个时代，换一些问题，他们也仍然会紧张地思考，会通过这些问题直溯根本。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思想者，少年多尔戈鲁基如此说到思想对于他的意义，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时把他拖入恶行，并且肯定会拖入孤独：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着一些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愿让任何人去解决它们。最近两年来我甚至不再看书，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会使我感到震惊的篇幅。……
思想差不多总是要在隐蔽与孤独状态中成长，尽管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诉说和对话，但它们必须先在孤独中孕育。在思想者看来，思想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意义。同样是这位抱有发财梦的少年说：“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钱，光有金钱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会是会崩溃的。”思想常常带来苦恼，也带来匮乏，那不是给个人带来物质利益，使人在尘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们眼里仍然至为重要，它高于快乐，高于温饱。但伟大的思想却使人苦恼了。
“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恼，而没有思想的人却活得始终很愉快。”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类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一是区别于不去想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区别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动家。他们都暗暗怀着某种伟大的孤独的痛苦，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他们，而他们自身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他们甚至不断地在和自己争论，毫不计较功利和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不会在社会上产生效果，包括产生负面的后果。
这些思想不仅不能给思想者带来好处，甚至可说是极其伤人的，常常还是致人死命的。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看见死亡，总是看见谋杀和自杀，思想真是要命的东西。《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情节上都是围绕着几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展开，《白痴》的最后结局也是死亡，也是一个谋杀案件。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几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与永恒、道德与上帝的问题上苦斗，令人感觉就像是一种垂死的挣扎。他们在难以破晓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诱使他们自己去杀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诱使他人去杀人（伊凡），然而，他们在伤人的时候也伤到了自己。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米卡接受了不仅刑事的惩罚，更受到自己心灵的惩罚；梅诗金重新回到“白痴”状态；沙托夫被杀；斯塔夫罗金自杀；伊凡·卡拉马佐夫精神失常。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自杀者的名单：《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连《罪与罚》中的司维特里喀罗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也自杀了，他们的自杀并不止是畏惧刑事的惩罚；《白痴》中的伊波利特、《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也试图自杀。
这样一种只求真理、不计功利，不计成败、不惜性命的气质似乎更多地为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人所具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成熟作品中，重要的思想几乎都是被“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很少是作为心理的描写，由作者叙述一个人在想什么而表达出来的，更罕见有例如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大段作者插入的独白和哲理性议论。在那种心理的、思想的陈述后面，实际上总是隐藏着一个君临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作者，是作者在主导思想的进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多见的第三人称如《罪与罚》中所描写的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理过程，地下室人与《少年》主人公的思想陈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也都是在和他人的潜在争辩和对话中展开，只不过这种争辩对象在那里不表现为具体的人物。无论如何，那些最精彩、最深沉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大段淋漓的对话或集体讨论中展现的，例如《罪与罚》中拉思科里涅珂夫与波费利的三次谈话，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索尼亚的多次谈话；《白痴》中梅诗金公爵与叶班钦将军夫人及三位女儿的初次谈话；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列别杰夫、普季岑、加尼亚、郭立亚等在列别杰夫家里的谈话；伊波利特欲自杀前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声明及其议论的场景；梅诗金在叶班钦将军家的一次聚会上的谈话；《群魔》中基里洛夫分别与斯塔夫罗金、与彼得·韦尔霍尔斯基的两次谈话；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斯塔夫罗金与吉洪的谈话（当时删去未发表）；希加廖夫等人在维尔金斯基家一次聚会上的发言；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次路上交谈；《少年》主人公与其同学的谈话、与其父亲的多次谈话；《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佩西神父、米乌索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在修道院里的一次聚谈；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阿辽沙的多次谈话，米卡与阿辽沙的谈话；佐西马长老临终前对教士们的长篇遗言；丽莎、柯里亚分别与阿辽沙的谈话；伊凡与斯麦尔佳科夫、与魔鬼的谈话，审判米卡的法庭上的辩论等等。而且，有时是“话中有话”，如在所有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就是在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阿辽沙的谈话中又包括了长长一段宗教大法官对默默无语的上帝的说话。59 正如茨威格所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借以深入主人公心灵深处的那个秘密工具便是话语。歌德是借助目光来描述一切的，歌德是双眼看世界，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用双耳听乾坤。陀斯妥耶夫斯基必得先听见自己的人物说话，或让他们开口说话才好思考，好让我们如见其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对两位俄国小说家的精辟分析中也把这一特点表述得相当明确：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由于目睹而耳有所闻”，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由于耳闻而目睹。”
而且，这许多重要的思想不仅是被“说”出来的，而且还常常是被“转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转述”还不仅是指当时实有其人的某些人的思想被作品中的人物转述，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被《罪与罚》中的卢辛转述，别林斯基的某些思想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转述。还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被另外的人物转述，例如《罪与罚》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越界”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分别被大学生、被波费利、被司维特里喀罗夫转述；《白痴》主人公梅诗金很重要的一个“美拯救世界”的思想是由伊波利特转述，而伊波利特又是听郭立亚向他转述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群魔》第一主人公的斯塔夫罗金自己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思想，而他的矛盾思想又可以说分别包含在曾经深受其影响的沙托夫、基里洛夫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思想之中；而斯塔夫罗金自己也转述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想法；希加廖夫的思想分别由跛腿教师，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转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极重要的宗教大法官的思想是出自伊凡·卡拉马佐夫写的一个传奇；而伊凡的思想分别被米乌索夫、拉基金、佐西马长老、斯麦尔佳科夫、甚至魔鬼转述过，拉基金的话也曾由米卡转述，而且，这些转述还经常发生在该思想的主人本人就在场的情况下，如上述拉思科里涅珂夫、希加廖夫、伊凡在场的某些场合，却是由其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来表述其思想。并且愈是重要的思想愈是反复出现、愈是被多人在不同的场合转述，最著者如拉思科里涅珂夫和伊凡的思想，作者这样做似乎是在考查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境况中，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效果，考查它们将遇到的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挑战。
谈话和转述自然只是手段，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热衷于让人们自己说话和转述？为什么他不仅用人物转述各种现实的时代思潮，而且在各个人物的思想之间也经常采取转述的方式？为什么他不仅使自己与书中的人物保持距离，甚至也让各个人物之间保持距离？这些问题可以把我们引到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的问题，即为何既然他那里隐藏有那么多深刻的哲学思想，却不以哲学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更贴切的提法也许应该是：至少，为什么他不像比方某些存在主义作家加谬、萨特那样除了写小说之外，也写一些直接阐述自己思想的哲学著作？德国哲学家劳特就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说既然哲学如此强烈地占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搞哲学？为什么他要走一条通过小说表现的迂回道路？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是有点可笑的，一个人一生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做那件事，走了这条路就不能走那条路，探讨一个人为什么不走另一条路不像探讨他为什么走了这条路那样有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罕见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对思想一直有一种极其执着和感人的追求。他在早年尚未开始踏入文学创作生涯时，给兄长的信中就说他想破解人这个谜，因为他想成为一个人，说他不知道他的“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在他的《穷人》取得成功之后，他放弃已经快写完的《被剃掉的连鬓胡子》，是因为 “现在我心中更为新颖、生动和鲜明的思想要求我把它们遣之笔端。”他说他希望一个明确的、总体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但降而求其次，那怕一个足够深刻的思想也行。1865年，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抱怨我们的时代，特别是文学，没有一个总的见解，总的信念。 1870年，他又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说当时的文学界“没有一个真正理解的，坚定的思想，那怕只有一个，甚至是错误的也好！”他为自己的小说《白痴》辩护，因为：“我维护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我的思想。”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思想都是头等的，有着最深刻和最广泛的哲学以及神学思想的含义，他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他在1870年5月28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说过他“很爱哲学”，他晚年与哲学家、神学家索洛维约夫也相交甚深，他甚至在流放归来之后曾经想过写一部哲学著作，但却还是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