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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家礼佛的寺院——於皇寺
大多数初习明史者把朱元璋出家礼佛的寺院称为“皇觉寺”。其实凤阳有皇觉寺、于觉寺、於皇寺、龙兴寺等不同名称的寺院，均与朱元璋有关。朱元璋究竟在哪座寺院出家，就连明史专家们也难以说清楚。
上述4种不同名称的寺院，前3种其实是同一寺院的不同称谓，它最初的名称叫“於皇寺”。理由有四：
1、朱元璋御制《皇陵碑》中说：“已而既归，仍复业于於皇。”又：朱元璋御制《龙兴寺碑》亦云：“寺昔於皇，去此新建十有五里，奠方坤位，乃於皇旧寺。”朱元璋绝不会把自己出家的寺院，错写在留作传世的皇家碑刻中。
2、天启《凤阳新书》卷首《中都形胜总图》中，将“於皇里”与“二十家营”标名于一起，“於皇里”即“於皇旧寺”的位置。
3、天启《凤阳新书》卷五载有“於皇寺”的传说：“元於皇后生时，遭兵乱。其母贮以皮裘，挟行十五里，至（钟离）县西凤凰山碧云庵，二处皆弃之。道人见有神光，命侍童往看，二虎已去，送取邻家乳养。及长，入宫为后，诏建寺以奉祖先，是为皇觉寺，又称於皇寺。”关于於皇寺的含义，乾隆《凤阳县志》卷四曰：於，取“於菟”之义，春秋时楚人称“虎”叫“於菟”；皇，是指这位皇后。考元史中并无於皇后其人，上述记载应为传说。
4、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往於皇寺旧址访问当地老人，他们都说叫“於皇寺”或“於王寺”，而不知皇觉寺、于觉寺的称谓。
“皇觉寺”之名，最早见朱元璋《朱氏世德碑》：“曩者父母因某（朱元璋）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这大约是儒臣代笔。洪武二年（1369），危素代笔的《皇陵碑》云：“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后来朱元璋认为这篇旧碑文“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便在他亲自撰写的《皇陵碑》，将皇觉寺改为於皇寺。永乐年间儒臣们在修纂《明太祖实录》时，将该寺再次改为皇觉寺。皇觉寺之名来自朱元璋当年在该寺伽蓝神前的千古一卜，正是在神的指引下，朱元璋遂从戎入伍（见下文）。这里的“皇”，指朱元璋；“觉”，为觉悟、明白之意。其意为：朱元璋在神的指点下，脱下僧衣，穿上军服。“皇觉寺”之称显然是儒臣们的阿谀之辞。
“于觉寺”，即“於觉寺”，最早见《国榷》卷一：“九月乙巳，入皇觉寺，一名於觉寺。”其义不解，可能是书写或刊布的鲁鱼亥豕之误将於皇寺与皇觉寺二名，混淆在一起，写成於觉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汉字的简化，把“於”简化为“于”，其读音也由Wu变成了Yu。于是，“于皇寺”、“于觉寺”的称谓莫名其妙一出现在今天学者们撰写的文章中，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认为“于觉寺”为其真名后，不少明史专家误从其说。
於皇寺创建于何时，史无所载。朱元璋听师父们相传，北宋年间已建成。宋金战争时，先被金人所毁，修复不久，又在宋蒙战乱中被废。为躲兵乱，寺僧们四处逃亡。只有一位叫“蔽滑宣”的僧人，因受伤不能远去，便到了钟离旧城东岳庙焚香拜佛。不久，元定天下，“宣”重返於皇寺，“于瓦砾中建茅宇而度弟子，以成其寺，应供是方”。“宣”作了於皇寺住持后，师徒相继，传至住持僧德祝时，朱元璋入寺为僧。
1973年12月9日，已故历史地答培理学家、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找到了於皇寺的遗址：“在（凤阳县）二十营子村南，四周高低不平的耕地中，有一块长方形的平整土地，比附近耕地略高，极为明显。这块平整地南北长八九十米，东西宽七八米。平地正中偏北有一块呈长方形的高台地，当是主要殿宇的遗址……高台地东南方有一口大井，深约六丈，井……内径65厘米，高80厘米。当地群众说，掏井时人下井底，持长扁担绕一圈，四边都碰不到边。”
然而，王剑英所发现的於皇寺遗址是否为元初“宣”“于瓦砾中建茅宇”、后来成为朱元璋出家礼佛的那座后期的於皇寺，则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宣”在原寺瓦砾上重建的寺院为“茅宇”，很难像王剑英先生所说的如此规模的寺院，有可能是北宋或北宋以前的於皇寺遗址。至于吴晗《朱元璋传》中描述的“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应为吴晗先生的个人想象。这一问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科学发掘加以证实。
於皇寺位于皇陵北部2公里处，紧贴着皇陵外城。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下诏复建於皇寺。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里偏僻狭小，方位不合，决定在中都城内另选新址。即朱元璋《龙兴寺碑》所云：“旧寺之基，去皇陵甚近，焚修不便，于是择地是方清并唯。”龙兴寺于这年四月初一开始营建，至九月甲子（二十四日）建成，位于於皇寺旧址东北处，“去於皇旧址十五里”，朱元璋赐名曰“大龙兴寺”。“上（朱元璋）自为文记之。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计工二万五千，赏工匠士卒钞二十五万三百有奇”。 [1]龙兴寺规制远高于於皇寺，是明初全国著名的皇家寺院。
明清两代，龙兴寺历尽沧桑。明正统五年（1440）、正德五年（1510）、崇祯八年（1635）、清咸丰三年（1853）四场大火，尤其是后两场来自农民军毁灭性的破坏，使龙兴寺几为平地。自1993年起，九华山主持慧庆法师重建龙兴寺，如今虽已面貌一新，但与明初龙兴寺相比，面积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当今有不少人们把龙兴寺当作朱元璋寒微时出家的於皇寺，其实是一大误会。
六、於皇寺的八年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涅槃日，也是朱元璋过完17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在汪氏老母次子汪文的陪同下，前往於皇寺，拜高彬为师，从此成了於皇寺的小行童。
所谓行童，即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成为朱元璋每日的“必修课”。围绕朱元璋每天的杂活，出现了数个神道之说：
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弗见，众咸异之。
扫梵宇，以帚击伽蓝像，令缩足起，待我扫即缩起。佛前烛鼠伤，责伽蓝不管，书其背曰：“发去三千里。”其晚，僧梦伽蓝辞行，曰：“何也？”曰：“当世主遣发三千里矣。”明早，僧视伽蓝背有字，追问之。圣祖曰：“戏耳！今释之。”晚，又梦伽蓝来谢。
上（朱元璋）幼时，见群鹅游于池中，上戏为青白二旗，竖左右。命之曰：青者集于青旗之下，白者集于白旗之下，如违者死。群鹅皆如命而往，独一花鹅不知所适，往来于青白之间，上杀而食之。
从朱元璋扫地、戏耍伽蓝神、养鹅等传说，说明他进庙之初是一位为寺院役使的小行童。
靠收租维持生活的於皇寺僧人们，无法躲避大灾的袭击，只能紧闭庙门，遣散众僧，小行童朱元璋当然是被遣散的对象。至正四年十一月，在寺内仅做了50天行童、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朱元璋，只得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南下定远、合肥，踏上人生的征途。此时，和他相伴的只能是孤独、寒冷、饥饿与病疾，死神不时地在他身边徘徊，神道之说再次记载这段艰难的经历：
上（朱元璋）遂西游至合淝界，遇两紫衣人欣然来就，约与俱西。数日，上忽病寒热，两人解衣覆上身，夹侍而卧，调护甚至。病少差，复强起行。行数日，至一浮图下，两人者辞去，谓上曰：姑留此待我三日。后三日，疾愈，两人亦不至，上心异之。
夜陷湖麻中，有群童向之而拜，称迎圣驾。上叱之不见。
高皇微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叹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怅久之而去。乙未（1355）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上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以赤袍加之，曰：封尔为凌霜。长者或曰凌霜侯。
及行至六安（今属安徽），逢一老儒，负书箧，力甚困。上闵其老，谓曰：我代翁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上具以告。老儒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名，皆不答。
上述之说，一为朱元璋途中得重病，被两位穿紫衣（过去穿紫衣者为地位很高的人）的仙人相救；一为迷路，被众仙童相救；一为饥饿，被“凌霜侯”相救。可见朱元璋云游时贫病交迫、含辛茹苦的情景。最后一个传说，则是一位看似老儒，实为上天精心安排而来的江湖术士对朱元璋的指点，要朱元璋往西北而去，进一步在苦风难雨中得以磨炼，感受一下淮西一带的白莲教即将起义前的政治气息。
在这位老儒的指点下，重八转向西北，向河南方向走去。他先后到过固始、光山、息县、信阳、罗山、确山、汝州、陈州、鹿汝、亳州、颍州一带。这里为大别山、桐柏山余脉涟漪之地。他曾爬上固始县南部的金刚台，登上灵山，攀援桐柏之间的栲栳山，栖身于陈州太昊陵的破庙。这些山脉自古号称兵戎之地，被官府称为盗贼萑苻藏身之所。在群峰奔凑、万壑争趋的崇山峻岭中，他如蓬逐风、顾影自怜；在剑拔弩张、风雨飘摇的元末大起义的前夜里，他孑然一身，在异乡中茫茫不知所措。这是朱元璋面临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一二年前父母突然病故、家庭顷刻瓦解、生计已断、衣食无着相比，当时还有二哥在身旁、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而此时，他独自一身，形单影只，饥寒、病疾、草野强人均能随时夺走他的性命。仅有1105字的御制《皇陵碑》文，竟用68字记录这次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荣为万民之首的朱元璋，多年后对这段乞丐遭遇仍历历在目。在这段颇有气势的文笔中所表达的内心孤寂，乞讨途中的劳顿，对亲人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彷徨，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部低沉而坚定、悲怆而激昂的交响乐，在这位已是半百年寿的老皇帝胸腔中奏响。
朱元璋归天后，文人们记录这段史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说朱元璋游食四方，露宿野中，信口吟诗两首，一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又曰：“东头日出光始出，逐尽残星与残月。骞然一转丽中天，万国山河皆照着。”显然是文人替朱元璋编造“王气”冲霄的帝王诗。
至正六年（1346），重八曾返乡祭扫父母坟茔，见家乡灾情不减，住持仍不让他回去，只好继续云游。至正七年，朱元璋云游4年后，终于返回了於皇寺。
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二年（1352），重八在於皇寺又生活了4 年。4 年中，史书仅有如下寥寥数言：
1、《皇明本纪》：“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泛泛而言。其学习内容，大约是佛教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於皇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於皇寺只是藏身、混饭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重八学习。有的学者认为朱元璋的学识就是在此时获得，仅为猜度。
2、解缙《天潢玉牒》：“还旧里，修葺淳皇、太后坟墓，经理穴圹。”《天潢玉牒》的作者解缙大概不知道明皇陵（即淳皇朱五四、太后陈氏的坟墓）与於皇寺的位置。孤庄村、於皇寺、明皇陵几乎在南北同一线上：孤庄村在最北端，正南约0.5公里处就是於皇寺，再往南约1．5公里处，就是明皇陵。可见朱元璋返旧里为父母上坟，是件很容易的事。
3、解缙《天潢玉牒》：“潜居草野四载，往来濠城。”濠城，即濠州城，也是钟离县治的所在地。於皇寺距濠州城仅有约12公里，“往来濠城”，并非难事。另外，朱元璋还在钟离县境内出游，《在田录》云：“高皇（朱元璋）谋身无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桥。相者仪甚伟，高皇异之。因陈己处世变故身历艰危，求其后来之否泰。相者曰：‘汝今当大通矣！’言讫别去。及即位，改桥名为‘大通桥’，今在濠梁府（即凤阳府）城东南十里。”如今，大通桥仍在，当代已多次重建。
七、伽蓝神前的千古一卜
就在朱重八在於皇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所占领。就在攻占濠州城的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彻底焚毁了於皇寺，至今没有恢复。元政府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彻里不花领三千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30里的地方，声称攻城。平日沉迷酒色、贪恋钱财的元军贪生怕死，不敢与红巾军交战，只在四乡抢掠妇女财物，供自己享受；又抓一些壮年男子，在他们的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在战场上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呼亲唤旧，成群结队进入濠州城。
於皇寺被焚、濠州城内外两军对峙，这两件突然降临的灾难，把朱重八搅得昼夜不安。他想再次云游四方，但此时战火四起，哪里又有安身之处？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钟离西乡少年好友汤和，此时已在濠州城内当了红军，托人给重八送来一封信。信中大意说，现今兵荒马乱，人无宁居，乡下亦不安全，何不前来入伍，朋友生死在一起。重八看完信后，将信焚烧，想了很长时间，一直决断不下。数日后，同房的师兄告诉他，有人欲将来信一事告之于官，劝他赶快逃走。重八向友人问计，何去何从？友人说，还是向神灵讨个卦，再作去留决定。
朱重八所采用的占卜称“杯珓卜”。用蚌壳或用竹木砍削成蚌壳形为之。有两具，外突内平。外称阳，内称阴。亦可以鞋代之。卜时先将杯珓合拢，捧至胸前，诉说卜问何事后掷于地上，观其俯仰以决休咎：两片皆俯为阴，称“怒珓”，表示神明怒斥，凶多吉少；两片皆仰为阳，称“笑珓”，表示神明冷笑，吉凶未明；一俯一仰为“圣（胜）珓”，表示神明许诺之意。
重八跪在伽蓝神前，为自己的前程去留作一次人生重大占卜。他亲自记录了这次占卜的过程：
于是祷于伽蓝，祝曰：“岁在壬辰，纪年至正十二，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若许出境以全生，以珓投于地，神当以阳报；若许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我。”
祝毕，以珓投之于地，其珓双阴之。前所祷者两不许。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聪明不佞，余笃然而祈之。神不为我决，既不出而不守旧，果何报耶？请报我阳珓，予备糗以往。”以珓掷于地，其珓仍阴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再祝曰：“倡义必凶，予心甚恐。愿求阳珓以逃之。”珓落，仍阴之。更祝神必逃，神当决我以阳。以珓投于地，神既不许，以珓不阴不阳，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珓阴之。”以珓投于地，果阴之。予遂决。
这就是朱元璋的千古一卜，从和尚到皇帝的命运大转折之卜。
从上文中可知，朱重八面对乱世有两种选择：一是远离家乡，二是在於皇寺内守旧。在6次投珓中，神否定他的两种选择，坚决要他投奔红巾军。这段神乎其神的记载，出自于朱元璋的亲笔下，并刻在《皇陵碑》上，无非是向世人说明，他并非愿意参加红巾军，并非想造反，而是愿继续当好大元王朝的顺民。但是他无法抗拒神灵的安排，因为神向他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参加红巾军即可踏上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
既然朱重八是未来的皇帝，天帝的元子，故每当他与天交流时，只能通过唯一的方法——梦。即《列子?周穆公》所云：“神遇为梦。”朱元璋在《纪梦》一文中详叙占卜一事，是想告诉人们，此占卜是神赐予的梦，似梦而非梦，是得以实现和证实的梦，是他在人生十字路口上所面临重大选择的梦。朱元璋从布衣和尚变成拿起刀枪的军人，与佛家所说的“诸恶不做，诸善奉行”，以及彻底脱离三界内的生死苦恼、七情六欲，以达到涅槃寂灭的境界，是背道而驰的，是佛教中的大忌。朱元璋只有通过“梦”，来向世人传达神对他的旨意，以达到人们原谅他不做和尚做军人的违背佛家教义的行为。朱元璋於皇寺占卜一事，并非是他的独创。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遭危难，走投无路，在高辛庙中亦占卜过自己的命运。起初，他只想当一名小校，神未同意；又祈祷当个节度使，又未得答复；最后斗胆求神保佑当个皇帝，结果卜中吉星高照。朱元璋撰写《纪梦》一文时，已当上了皇帝，估计是在文臣的暗示下，模仿宋太祖赵匡胤高辛庙占卜的经历，撰写了此文，为他从和尚到军人这段与礼教相违背的历史进行修饰，证明他之所以能作上龙椅，是上天的安排。因此，从放牛娃、游方僧到开国皇帝这一天地之变的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坐稳龙椅，蒙蔽全国民众，精心编造了这篇《纪梦》。
按理说，这位当了七八年和尚、有十分之一以上人生是在佛的教诲下生活的朱元璋，应处处信奉佛的教义，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然而，综观朱元璋出生前后至离开於皇寺的20多年中，我们不禁发现，发生在他身上十多个神奇故事（尽管是后人所编），却大多与道家或道教有关。传说中出现的人物，或是穿紫衣的贵人，或是道士，尤其是发生在於皇寺伽蓝神前的“占卜”，更是表现出道家的“贵生”思想。这说明朱元璋虽当了七八年的和尚，仅为保全性命，在寺中混饭而已，根本没有认真诵经读佛，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佛家思想、教义对他思想的影响并不大。
与此相反，凤阳文化对朱元璋的影响却很深。自至元二十五年（1288），当朱初一带领两个幼子朱五一、朱五四离开长江南岸的句容，踏上淮河岸畔的泗州，一直到朱元璋从戎入伍，前后60多年中，朱家从未离开过淮河。然而，朱元璋所依附的淮河，却化作滚滚而来的苦难，不断地向他扑来，形成他青少年时代的艰辛历程：放牛娃、小行童、游方僧。淮河一面给他带来苦难，一面却以自身的区域文化教他抵御苦难的处世之道：那就是忍耐。他忍耐住放牛娃的饥寒，忍耐住瘟疫、饥荒夺走全家十几口生命的痛苦，忍耐住求地一方的屈辱，忍耐住跨入人生另一世界——佛家大门的无奈。在“穹崖崔嵬”、“猿啼夜月”的三年游方生涯中，他风餐露宿，尝尽了人世间的孤独辛酸而安然；在残壁断垣、火烬余灰被焚毁的於皇寺内，他孑然一身，昼夜与神灵相伴而镇定。朱元璋相信，再难的事，再大的苦，用“逆来顺受、饮恨吞声”这八个大字，均可化险为夷，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只身。凤阳人那种“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乾隆《凤阳县志》卷四。）的顽强抗御苦难的性格，在朱元璋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求安”是在保全生命的最低目标内的处世之法。当汤和约他从戎入伍之事被官府所知，面临杀身之祸时，当弘畅生命为最高目标受到侵犯时，朱元璋只能“求变”——投奔红巾军，重新变出一番新天地。
这一变，那贫穷磨练出的毅力，艰难哺育出的智慧，屈辱迸发出的决心，动乱锻打出的胆略，像喷吐的火山，一飞千里；这一变，变出个“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的大明王朝开国之君。

桐柏山还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带，江淮两大水系的分界线。既有北国山体的含镇渣雄浑，又有南疆风光的秀丽。因此，奇山异石众多，山泉瀑布随处可见，植被完好，动植物各类纷繁，南北交汇，相互渗透。据调查，现有脊椎动物33目76科326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如金钱豹、金雕、水獭、大灵猫、小灵猫、麝、白冠长尾雉、大鲵、穿山甲、青羊、红翅凤头鹃等33种。具有良好的过渡带森林生态系统，植物区系南北兼容，称为中原独特的天然生物物种基因库和自然博物馆，自然植被成为景区一大独特的景观。
这里古树名木众多，具有千年以上树龄的汉柏及银杏等古树一百多棵，特别是清泉寺现存的千年银杏树，堪称中原第一，树旁有雍正十一年旅纤所立石碑。碑中载： “古刹清泉寺，其庙前银杏之高大，凡越数千年之遥，观其形势，四面环山，相连木成荫，而众鸟谈悄栖息，竹林茂密，……”。现该树主干腰围9.8米，基围11 米，树高27.5米，冠幅直径25.5米。

桐柏山树种

桐柏穗裤穗山还是南北气纯模候的过渡带，江淮两大水系的分界线。既有北国山体的雄浑，又有南疆风光的秀丽。因此，奇山异石众多，山泉瀑布随处可见，植被完好，动植物各类纷繁，南北交汇，相互渗透。据调查，现有脊椎猜卜动物33目76科326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如金钱豹、水獭、大灵猫、小灵猫、麝、白冠长尾雉、大鲵、穿山甲、青羊、红翅凤头鹃等33种。具有良好的过渡带森林生态系统，植物区系南北兼容，称为中原独特的天然生物物种基因库和自然博物馆，自然植被成为景区一大独特的景观。
这里古树名木众多，具有千年以上树龄的汉柏及银杏等古树一百多棵，特别是清泉寺现存的千年银杏树，堪称中原第一，树旁有雍正十一年所立石碑。碑中载： “古刹清泉寺，其庙前银杏之高大，凡越数千年之遥，观其形势，四面环山，相连木成荫，而众鸟栖息，竹林茂密，……”。